张桃洲：那一方水土的滋养

●张桃洲

　　自1989年我高中毕业，离开家乡天门辗转于各地求学、工作，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了。虽然每年回老家时都会看到家乡的变化，虽然在外总要听到一些关于家乡历史、人文的谈论，但老实说，我似乎从未认真想过：江汉平原上的那一方水土，对自己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外的诸多场合，我耳中所闻最多的一句话是“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指的大概是“湖北佬”（自然包括“天门佬”）留给外人印象最深、其性格中最为突出的一点——精明，此语中显然隐含着称赞与揶揄参半的评价；而在我看来，天门人的“精明”建立在深厚的人文底蕴上，反映在天门人具有团结拼搏、敢为人先的精神：天门的名称源自境内西北端的天门山，古称竟陵，取“陵之竟也”之意；唐代生于此地的陆羽因精研茶理而被尊为“茶圣”、“茶仙”，其所著《茶经》当之无愧为茶文化经典之作；更有明代著名的文人群体“竟陵派”，倡导性灵文学名噪一时，也令这块土地上的吟诗作赋之风绵延不绝；到了当代，天门则以其鲜明的特色和成就而成为闻名四方的棉乡、侨乡和文化之乡。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尽管我不太认同这一地域决定论，但仍然觉得这种说法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这几年每次回家乡，我有意细细体悟那份浓郁的乡野气息，并回味记忆中生活在那里的点滴感受。有时静心思之，发现故乡给予我的“财富”实在不少，早年在那环境下获得的习性和品质已深入骨髓，一直在暗暗地锻造或引导着我的行为，甚至参与了我的命运的抉择。我以为，家乡那方水土潜在地赋予我的品性，如今仍在滋养着我，且始终为我所珍视——虽说这些品性也会见于其他地方的人们，但对我个人而言，它们就孕育于我曾生长的那片土壤，与我息息相关，因而有着特别的意义。

　　首先是坚韧。这是我从我父亲及许多先辈身上最直接感受到的品格，这一品格代代相传，那些先辈们在我出生的乡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默默地耕种与收获，在繁衍生息中经历着各自的喜怒哀乐，再苦再累也没有怨言。他们以坚韧面对任何困苦，又以坚韧略去了过程中的艰辛。我的脑海里常常浮现父亲扶犁耕地或在田间抛洒肥料的情景，他的身影在夕阳下如同雕塑一般，那些动作是再平凡不过的，却深深地触动了我、感染了我，激励我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脚踏实地、稳步向前，渡过了很多难关。想想自己在外颠沛这么多年，倘若没有这一品格的支撑，恐怕是无法坚持到现在的。

　　其次是泰然处之的心态。正因为有了一份坚韧，有了一份执著，数代乡人在应对世事变幻时保持着一种泰然处之的心态。乡人的这种淡泊、沉静的性格，在我早年的生活记忆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在我熟识的人中，我的大姨父堪称淡泊自若之性格的典范：作为一位受过传统私塾教育的乡村民办教师，大姨父一生育人无数，他的言行里保留了中国古代士大夫的某些遗风，头脑冷静、注重义理、思路清晰；他从不高谈阔论，遇到大的挫折，他的第一反应是“有什么大不了的”，然后再寻求妥善解决的办法；他往往能够力排众议，提出一些令人信服的方案……现在，虽然大姨父已去世多年，但我仍能清晰地回想起他淡然、平和的面容。他应对变故、处理问题的恰如其分的方式，他因泰然而生的机智与果敢，莫不成为我生活中的引向灯和镇定剂，将我从浮躁与焦虑中解救出来，趋于平静和坦然。

　　此外，家乡人的重情谊让我体会颇深。人们常说这是一个急功近利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利益关系，但我从与自己高中同学的交往中看到了这一“准则”的反例。当年我们高中文科班共有108人，三年的同窗共度让大家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尽管毕业后大家天各一方，尽管大家从事着不同的行业，但多年来不少同学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以电话、邮件甚至口信问候各自的近况，关切彼此的工作、生活动向。这些年里，每次我回家乡时都要参加高中同学的聚会，人数最多时接近当年全班一半的同学济济一堂，大伙聚在一起兴高采烈、畅所欲言，把自己平日的欣喜和不快倾诉出来，或为同学的升迁而祝贺，或为同学的失意而吁叹，全无所谓“身份”、“贫富”的芥蒂。大家虽然都已步入了中年，但在聚会中又重现了年少时单纯的神情。我每每看着那一张张开始刻写沧桑，而又洋溢着笑意的脸，便会想到：情谊是无价的，也是无敌的。同时想到，一个地方的可持续发展，引进外资固然重要，形成一种良性的人文环境、人文氛围，应该也是十分必要的吧！（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