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参加高考的女生越来越多。

　　　2/考场外陪考的家长们。

　　　3/1977年的考场上，年仅15岁的小男生。

　　6月7日、8日，2007年全国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在罕见的中温天气下举行。享有“状元之乡”美誉的天门，16684名考生走进考场。市招办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全市参加高考的人数比去年增加了1255名，而全省今年招生计划数与去年持平，录取比例呈下降趋势，普通高考竞争比过去更加激烈。
　　1977年10月21日，一则消息穿透晨雾破空而来，震撼华夏大地：中央决定重新恢复高考！
　　在高考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里”11年之后，千万青年的命运和试卷再次联系起来，一个通过公平竞争改变命运的时代重新来临。
　　这是人生命运的转折点，也是国家和民族命运的转折点。
　　一道命运之门轰然而开，570万人汹涌而来。1977年12月11至13日，各省市区自行命题，有史以来考生人数最多、年龄差别最大的一次考试及时举行，改变了27.3万人的命运。这道命运的大门，对于积压十余年的学子来说，也是一道命运的窄门，当年大学的录取比例只有21比1。1977年冬及1978年夏天报名参加高考考试的全国考生达到了1160万人，创下共和国教育史上近30年的最高纪录。而10年废学，被堵在大学校门外的知识青年则达到3000万人，出现了千军万马争挤独木桥的独特景观。1977年与1978年仅隔半年时间的两次高考，共招生录取了40.1万余名大学生，高考录取比例为29比1。
　　那些穿越命运窄门的少数幸运者，在众人无比仰慕与艳羡的目光中，激情四射地开始了别样的人生。
　　随后每年按期举行的高考，从深远的历史意义上挽救了我们的民族和国家。30年来，高考一共为国家选拔了3600万人才。1977年重新开启的这道命运的窄门，逐渐成了命运的大门。
　　30年来，天门有十余万人通过高考改变命运。据市招办提供的资料显示，从1977年至2006年，天门通过高考被高校录取的有89885人，被中专学校（不含普通中考）录取的有6263人，合计96148人，这组数字不包括易地借读被高校录取的天门考生。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78级
　　传贤欣慰的成分多  骄傲的成分少

　　冲刺1977年冬天那次号称世界上有史以来声势最浩大的考试，作为1160万名考生之一的齐传贤圆了自己的大学梦。
　　2007年6月3日，年逾花甲，已经从天门市政协副主席、市教育局副局长岗位上退下来的齐传贤，讲述了自己当年考入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的经历。
　　作为“老三届”，有幸成为恢复高考制度的受益者，他抚今追昔，思绪万千。齐传贤家住汉江边上的一个比较偏远的乡镇——蒋场镇。在那个收音机、报纸为稀缺之物的年代，高考这样的好消息在这里的传播也是极为缓慢的。当时在一所民办小学担任民办教师的齐传贤是从道听途说中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的。于是，他壮起胆子腼腆地去报名。恢复高考第一年，上级对“老三届”参加高考限制很严格：一要有突出贡献，说是要有科研成果才能报名；二要年龄在30岁以下。一个乡下的民办教师，哪来的科研成果？只好望“考”兴叹。1978年，高考对“老三届”的条件放宽了，不再要科研成果，不再有年龄限制，而且可以录取到重点院校。已应聘到蒋场中学的齐传贤交了5角钱的报名费，改变了人生的命运。
　　1978年9月27日，齐传贤从邮局领到入学通知书：
齐传贤同志：
　　经批准你被录取到我校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文学专业学习。
复旦大学
1978年9月25日

　　此外，还附有一份新生入学事项，一份家庭经济情况调查表，4张行李托运标签。
　　齐传贤说：“10月2日，我拎着简单的行李卷，告别家人，在汉江‘黑流’码头登上了一艘小客轮，顺流而下来到武汉。在长江码头乘船到上海时，碰到了两位复旦校友，一位是经济系的，一位是核物理系的，都是刚刚20岁的年轻人，作为应届生被录取的。和他们结伴而行，总有点不太好意思。读大学是二十来岁年轻人的事情，我已经三十多岁了，拖儿带女地去读大学，和他们站在一起，欣慰的成分多，骄傲的成分少。”
　　大学毕业后，齐传贤回到享有“大学生摇篮”美誉的天门中学任教，出版了《奥运风云录》、《花花世界》、《足球世界杯风云演义》、《联合国演义》等多部作品。

　　华师荆州分院（今长江大学）77级  赵江发
　　我与学生同考  知识改变命运

　　“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到偏僻乡村时，犹如平地一声惊雷。人们根本不知道恢复高考制度这一重大决策复杂过程，一时茫然不知所措，许多人将信将疑，错失良机。”2007年6月3日，1977年高考考生赵江发说。
　　今年60岁的赵江发，即将从天门市人民政府正科级督学的职位退休。追忆当年与自己所教的学生同考大学的经历，他庆幸自己把握了机遇。
　　1977年，刚进而立之年的赵江发，在马湾华湖中学教高中，妻子也是一名民办教师，他们已有3个小孩。当高考的消息传到乡下时，很多人将信将疑，认为考试可能是真的，录取可能是假的。因为“文化大革命”中“白卷英雄”张铁生上大学误导了人们的思维。某位公社干部以前是分管招生工作的，竟然对复习备考的考生说：“不消考的，考得再好，没有我签字同意，你们还是走不了。”作为“老三届”能碰上高考的机遇，赵江发和弟弟赵建国都不甘心白白放弃，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应考。考试那天，赵江发与自己所教的高中毕业班的学生一起应考。那年高考有11届考生应考，年龄最大的30多，最小的15岁。
　　考试揭晓，赵江发所在的小湖村考上了4名大学生。赵江发兄弟俩，还有2人是赵江发教的应届毕业生。赵江发的弟弟赵建国，因年龄小些，被华中农学院录取；17岁的魏处国考上了华南理工大学，18岁的杨方明考上了上海交大。当时的起分线是160分，尽管赵江发考了三百多分，由于恢复高考第一年对“老三届”的大龄考生录取重点院校有年龄限制，他被华中师范学院荆州分院录取了。
　　高考录取通知书由邮局直接寄给本人，那位公社管招生的干部说：“政策变了，现在上大学不要领导签字了。”
　　赵江发说，恢复高考第一年，天门有三百多人考上大学，首届大学生毕业后，有一百多人回到家乡作贡献。其中回到教育战线的就有近百人，人才的回归创造了天门高考久盛不衰的奇迹。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80级  胡少坤
　　高考不再是改变命运的惟一途径

　　胡少坤，1980年天门市高考“文科状元”，16岁的他以408分的成绩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录取；4年后，20岁的他被分配到解放军某学院任教；4年后，24岁的他转业回天门，被分配到天门纺织机械有限公司，期间被抽调到市人事局、市委组织部工作。40岁那年，他跻身于自主择业创业队伍，现供职于中国对外建设总公司湖北分公司某部门。
　　2007年6月5日，在天门星星大桥建设工地，记者见到43岁的胡少坤，与他就高考对人生的影响进行了交流。
　　胡少坤说：“上世纪70年代一直到90年代，高考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在知识经济时代，高考仍然是改变人的命运的重要途径之一，因为知识能改变人的命运，知识的力量是永恒的。”
　　胡少坤，出生于横林农村，父母都是农民，他有兄弟姊妹4人。当年，家庭穷困，父母为保证让他和弟弟上大学，两个妹妹都只读到初中毕业。他考入北师大，弟弟考入武汉纺织工学院。所幸的是，两个妹妹出嫁后，通过打拼也成为农村的城里人，给他以心灵的慰藉。
　　谈起高考，胡少坤说自己当年很轻松。也许是自己年龄小（在大学是系里最小的学生之一），也许是成绩比较好，在岳口中学学习时，经常与三五同学去游览汉江大堤，在林阴下看课外书籍。面对高考，既没有当年已经走向社会的大龄考生的那种“沧桑”感，也没有像今天的高考考生们面临的来自家庭、社会和学校的重重压力感。
　　他说：“高中生活和高考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快乐的享受。作为农民的儿子，在那个年代，高考上大学是我惟一的出路，不考上大学我肯定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有我童年伙伴为证。大学给了我知识，开启了我的心智，开阔了我的眼界，提高了我的综合素质，使我终生受益。我能按照自己的兴趣选择工作，干自己喜欢干的事，得益于大学。但是，现在人们把高考上大学对人生的影响极端化，我认为不可取。现在，人的选择更多、更自由，高考不再是改变人的命运的惟一途径。”
　　
　　1978—1980年天门县教育局局长 宋洪玉
　　高考搏出“状元之乡”威名

　　天门历史上享有“状元之乡”美誉，但在海内外声名大震，还是恢复高考制度以来。上世纪80年代，著名作家秦牧为天门撰写了《天门县上了“状元榜”》；上世纪90年代，《人民日报》刊登了知名记者杜若原采写的《江汉才子出天门》。
　　2007年6月3日，记者追寻高考三十年对天门影响的见证人，找到了从市政协主席岗位退下来的宋洪玉。宋老今年73岁，1978年至1980年担任天门县教育局长，在他的任期内，天门高考在原荆州地区由倒数第一跃居第一。
　　据当年分管招生工作的县教育局副局长　陈云祖回忆，1977、1978年，天门参加高考的应届生有一万四千三百余人，加上十年的往届生，共有三万余人参加考试。当时，属荆州地区管辖的天门，在各个县的录取人数排名中，第一年居倒数第一，第二年居倒数第二。1978年5月，宋洪玉由“天门共大”调任县教育局长。高考的结果备受社会关注，与天门相邻的仙桃（当时叫沔阳县）连续两年排名荆州地区第一，在三伏潭中学召开高考总结会，提出的目标是“压倒天门再压倒天门”。天门人听了不服气，建议宋洪玉针锋相对予以反击。宋洪玉分析成败，冷静地说：“感谢沔阳给我们的鞭策，沔阳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沔阳没有做到的，我们也要努力做到。我们要上下一心，共同努力，打好教育的翻身仗，给群众满意的交待。”于是从1978年到1980年，连续三年，天门把高考总结会搬到条件艰苦、教育教学抓得好、高考录取人数多的佛子山、石河和马湾召开。1979年，天门在荆州地区的高考排名跃居第二，仅次于仙桃，马湾中学两个应届高中班有一半以上的学生考上大学，其中有1名考上清华，成为荆州地区的状元。全县掀起“学佛子山，赶马湾，超沔阳，过千关”的教学比武热潮。
　　1980年，天门的高考成绩跃居荆州地区第一，仅天门中学就有4人考上清华，4人考上北大。从此以后，天门在高考中一直保持长盛不衰的记录。宋洪玉说，关键的措施就是“着眼长远抓基础，环环紧扣抓质量”。如果为高考而高考，天门的教育永远打不了翻身仗。
　　高考30年，家庭培养大学生投入由零投入到高投入。77级大学生陈国华、78级大学生孙俊平等说，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高考考上大学、中专即国家干部，培养费用全部由国家掏，大学生每月由国家发给17元左右的生活费，体育院校每月21.5元。1977年考入武汉体育学院的陈国华说：“我读大学时家里只有母亲，一贫如洗，在学校还享受甲等助学金，要交费根本读不起。”
　　资料显示，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天门人培养大学生舍得投入的热情不减。1998年，天门家庭投入高校的学费过亿元。2003年，天门进入高校7689人；2004年，天门进入高校8257人；2005年，天门进入高校10807人；2006年，天门进入高校14048人。按每个大学生一年所需学费、生活费1万元计算，2006年，从大一到大四的天门籍学生，从天门带出资金就达4.08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