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啸大风

    胸怀天下，以“富民强国”为已任，潜心治晋，开改革旧制之先河：重教育，兴科技，振钱庄，开矿山，造机器，筑铁路……礼贤下士，无官场之恶习；喜行善事，具礼议之表率。山西人有口皆碑：洋务先锋，维新名臣，政坛虎将！虽经宦海风险，仍嘱子孙：热爱华夏，报效神州！

　　书宦之家，飞出金凤凰

　　元末，朱无璋与陈友谅争夺天下，陈败，朱当了皇帝。为了镇压陈友谅老家湖广江汉地区的人民反抗，朱元璋派军队要将这里的所有男女斩净杀绝，一时，血染江河，尸满沟壑……，那杀红了眼的兵士，就是见了荷叶芦蒿，也要砍上一刀！……
　　于是，就有了“江西填湖广”的明末大移民。
    于是，曾任朱元璋南京正文府刑部主事，退休在家当员外，江西南昌府南昌县胡家角墩的胡子谟老先生，带头响应号召，以七十高龄，率领公子太初，孙子玉泉、玉蘭，辗转来到了江汉水乡竟陵，定居西城门外。
　　虽然，玉泉、玉蘭一秉家风，苦学成才，双双入太学，中进士，但都没有干出什么业绩。
    以后家道中落一百余年。只是到了明万历年间，胡早、胡永定兄弟才从纯农民发展到了半耕半读，吟诗行医，小有名气。然而一发不可收拾，他们的后代胡承诏中进士，累官当上了南太仆寺卿（相当省长），承诺也是州官，为一代名儒。而后，进士、举人连续不断。但到了清代上半期，胡家又衰落了；不过，读书之风仍盛。
    道光年间，胡家出了一名举人：胡德增。
    胡德增，字松门，中举后，长期担任蕲水县训导等教育方面的职务，虽然很是清贫，但诗词书画却极“丰饶”。其书法遍学汉魏晋唐，后自辟蹊径，独成一体，气魄雄浑，沉力极大。时人称其字如“龙争虎斗，力能拔山”。其画初学唐宋大家，中年专学石溪、石涛；晚年独创一派，苍茫浑厚、意境高远。八十岁后，书画皆炉火纯青，出入化境，有海内书画大家之誉，现西安碑林有其碑刻遗存。
    在胡德增中举后不久，其兄胡德培被拔为庠生（秀才），其弟德熏又考中举人，累官为钦加三品衔直隶知府。
    道光二十年（1840年），任职不久的胡训导喜得长子，并为之取名聘之，又名崇儒，字蕲生，又字萃臣，号景伊。其意思很明显：生于蕲水，根在景陵，并希望能学以致用，匡时济世；可见其浓厚的儒家思想。
　　为了培养儿子的学习能力和自立之志，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胡德增将七岁的小聘之送回天门老家，让他拜伯父胡德培为师，与堂兄胡崇训一起同馆受学。
    伯父虽然为当地名塾，但生活极为贫困，他的塾馆也只能设在西塔寺内。艰涩的生活、严格的教育，加之父亲、伯父的影响和熏陶，使小聘之学习格外勤奋刻苦，当年即可吟诗作对，十岁开篇作文，16岁便考中秀才。然而他并非是死肯八股文，而是躲在书房，博览广采，经史子集，无不涉猎，就是被正人君子不肖一顾的天文、地理、算学等杂书也兴趣极浓；这些知识的广泛吸收，为他今后的为官治政，开拓进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真是科场得意！25岁的清华书宦之子胡聘之于同治三年（1864年）考中举人，第二年又以一甲第九名中进士，并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而伯父的儿子、同学胡崇训在考场则连连失利，最终连个秀才都没沾边。
    庶吉士为闲散的七品小京官。胡聘之便利用这一机会广结人物才子，亲近高官显宦，同时进一步刻苦攻读。四年后，又考取了翰林院编修。
    同治十三年（1874年）后，胡聘之官场顺达，历任会试同考官、四川乡试主考官，回京后，任内阁侍读学士、太仆寺少卿；而且，无巧不成书，不久，接替叔父胡德熏任顺天府（今北京市）知府。
    光绪十七年（1891年）十一月，胡聘之外放山西布政使，以二品之职，掌晋省之民政财政。光绪二十年（1894年），维新意识较浓的光绪皇帝赏识其创新精神和治理才能，特以从一品顶戴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副都御史身份实授山西巡抚。自1891年起至1899年，除中途短期调任浙江布政使、陕西巡抚外，胡聘之前后在山西任职近八年，为山西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呕心呖血，立下不朽功勋。

    洋务维新，志在振国威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以东，俗称山西高原。一般海拔1000米左右。地表多覆盖黄土，经断层作用及流水切割，整个高原岭谷交错。东西两侧为山地，中间是一列串状盆地。山地、高原、丘陵约占全省面积73%，盆地面积只仅占27%；因此向来交通闭塞，人民生活十分贫困。胡聘之一到山西，旋即深入民间察访，兴利除弊，向朝廷连续上疏，提出了许多“强国”、“富民”政策，均获批准。胡聘之与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等洋务派人物鼓桴呼应，大力扩充商务局，改练新军，开办蒙边垦地……，一改山西过去拥有丰富资产资源，而贫困如故的积习，使全省出现了蓬勃生机。
    胡聘之在山西八年，完成了他从洋务派到维新派思想的转变。
    1895年，即甲午中日海战前夕，胡是洋务派主将之一。他的洋务实绩如兴办太原火柴厂、山西商务局、太原纺织厂等，可以与福州左宗棠的船政局、湖北汉阳张之洞的炼钢厂媲美。胡聘之和左宗棠、张之洞等一起高举“自强”，“富国”的旗帜，充分认识到要巩固封建主义的统治，同时给人民一些好处，就必须在军事和工业技术方面，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特别要采用外国资本主要是外国的技术，创办新式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商业，建立新式海军、陆军等，以此来稳定封建统治地位。这种“洋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较之顽固守旧派确实是一种进步力量。甲午中日战争惨败，清廷统治者又一次碰得头破血流。《马关条约》的签订，标志着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对日战争的失败和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严重危机，促进了中国人民觉醒，胡聘之等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国只有发展自己的民族工业、商业，才能挽救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此时的胡聘之，已从洋务派主将慢慢转向维新派。他赞成、支持并积极参与1898年的百日维新。他参加制定了戊戌变法的主要内容：“设立农工商总局、省局，保护和奖励工商业；设矿务铁路局，修筑铁路，开采矿产；改革行政机构；裁减不必要的官员；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分；设立学堂，学习西学；准许自由创立报馆和学会，提倡上书议事；奖励新发明”等等，并在山西省身体力行，率先垂范，而且卓有成效。

　　科教兴晋，全国树典范

    胡聘之在山西的重要创举之一就是改革教育，兴办学堂。这是他“教民”思想的充分体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他为改变当时各书院空洞讲学，沉溺词章，学生读死书、死读书的积弊，在全国率先邀请硕学之士到省城食德书院任教。他主张废除八股文，改试策论（相当于今天的治国、治省、治厂、治校方略之类），奖励著作发明，鼓励创办报刊。他规定：晋省的各州、府、县都要建立新式学堂；省府学堂要选派学子出国留学。他规定：各地要改革教学内容，在学堂增设算术、化学、天文、地理、农事、军事等课程，为国家培养实用人才。他还亲自推荐、引进我国著名数学家和科学家李善兰（1810—1880年）的著作《古普斋算学十四种》、《方圆阐幽》等，华衡芳（1833—1902年）的著作《行素轩逄稿》六种，涉及到代数、三角、微积分、概率论等，徐寿（1818—1884年）的化学教材《化学鉴原》、《西学新知》等等。这些数学、化学教材对当时的军事工业、民用工业极富作用。他还亲自聘请华衡芳等科学家赴晋讲学，让山西学子大开眼界，大长知识；使之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立竿见影，为山西的改革服务。
    同时，他在山西学子中广为宣传他的改良思想：一、反对外国的侵略，认为这是心腹之患。他指出不平等条约规定的片面的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等，给中国造成无穷的后患，应该修改条约。二、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保护关税，以便跟外国资本家竞争。打破“重农抑商”的传统封建思想，提出“商战”口号。这些观念是洋务派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他还提出了“研究经史，以穷其理”，“博览史事，以观其变”，“新法明通，兼识时务”等原则。因而使省府学院学堂的学习风气焕然一新。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六月，胡根据晋省教育改革的实践，草疏《请变通书院章程》上奏，光绪皇帝立即御笔指示和取得的实效，令行各省参照执行。这为改革当时书院教学制度，培养创新型、应用型人才起到了深远的影响。